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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山伯爵》里头说过，等待和希望，人类的所有智慧都在这四个字里了。

    我们无法改变这个时代。不过还好，我们还可以在时代的洪流中，做一个守护自己微小梦想的战士。

    一九四三，淹没在战火和眼泪中，想起来，似乎都是黑白无声的悲伤，如同旧电影一样的一帧帧慢速播放的镜头。就在希特勒的德国战车席卷东欧，飞跃英吉利海峡空袭伦敦，把一群群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时，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黑色恐怖在巫师世界像瘟疫一样开始弥漫，蔓延了整个欧洲大陆。麻瓜出生的巫师，混血统，哑炮，他们乔装打扮，拖家带口，从北方寒冷国家往南方逃难。因为与欧洲大陆分离，英伦三岛成为了整个欧洲中，盖勒特·格林德沃势力的唯一避难所。

    1940年的夏天，我穿着一件心形领的苹果绿连衣裙，外面套一件卡其色旧外套，放肆地高高坐在滑铁卢车站的月台顶上的横杆上。脚上穿着一双低跟黑皮鞋，仰着脑袋，一边跟随者节奏一下一下地点着脚尖，一边哼着这首我喜欢的麻瓜歌曲——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t,

    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ang, my dear,

    For auld lang sang,

    We’ll take a cup o’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ang.

    一辆列车到站了，休假军人、伤病员、穿着白衣服的护士，还有提行李的脚夫挤满了整个站台。画着浓妆的应召女郎不知廉耻地冲着每一位军官眉来眼去，她们穿着低胸的衬衫，精致的头发压在小巧的贝雷帽下面，手臂上提着漂亮的手提包。大多数时候，麻瓜警察都没空注意到我。他们赶我走的时候，我总是溜得飞快，从来都没有被逮住过。

    我实在不明白，在这样纷乱嘈杂的伦敦，汤姆是如何静得下心来读书的。只要一开始沉浸到他的书里，他就自动屏蔽了一切外界干扰。在漫长的暑假中，我在外面到处闲逛，欺负流浪儿，偷麻瓜的电影票，汤姆则永远都是坐在他那间狭窄的房间里看书，手里的羽毛笔在笔记本和书页上刷刷地写，黑色的笔迹挺拔有力。他看咒语书，魔法史，变形学原理，他对黑魔法的历史和兴衰熟悉程度就像对他自己的名字一样。对于魔法界的政治体系，魔法部每一次制定的英国法修订案，还有国际魔法合作公约这些玩意儿，他几乎都可以倒背如流。

    我不喜欢看书，我喜欢看着他看书。我觉得他是个自恃清高的书呆子，他从来不肯跟我去看麻瓜的电影，也不肯跟着我去滑铁卢车站看热闹。他对北欧格林德沃势力的关心比对一日三餐更多，我真不明白，一个在欧洲放肆的黑巫师和他有多大的关系。就算格林德沃有哪天杀到英国来了，去迎战的也是魔法部和邓布利多，和他这个学生有半毛钱关系。

    我几乎每天都会溜进孤儿院的后院，爬上那棵高大的榉树，像一只猴子一样攀在粗大的枝桠上，把三楼左边第二扇窗户给炸飞，然后满意地看到汤姆生气地从书本和玻璃渣子中跳起来，走到窗口，一挥魔杖修好窗户，然后一把把我从树上拽进屋。

    自从那回我在防空洞里亲了他，我连着一个礼拜没去炸他的窗户。有一回，他在泰晤士河边的桥洞找到我，阴着脸问我这几天都上哪里去了。

    “兰道尔家。”我扯了个谎。

    “你躲着我。”他直接忽视了我蹩脚的谎言，一针见血地说。

    我从桥洞里跳出去，沿着泰晤士河岸往前跑去，想把他甩开。可是他一路跟着我穷追不舍，两条长腿跑得和猎狗一样快。我钻进了一家麻瓜餐馆，以为他应该不会追进来了。餐厅里有个小小的舞台，一个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我从一张张圆桌子间钻过去，凑到玻璃窗前往外瞧，看看他是不是消失了。

    “在找谁？”一个声音在我身后传来，我转过身，吓得瞪大了眼睛，他那张放大了的脸就在我脖子后面，恶狠狠地瞅着我。

    “干嘛见我就跑？”他问。

    我大咧咧地说：“因为我害羞。”

    他猛地咳嗽起来，好像听到了我的话后，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

    “上回是你亲了我，我又没有亲你。你还好意思说你会害羞？”他边咳嗽，边说，漆黑的眼底闪着捉弄人的光芒。

    我气急败坏地一脚跺在了他脚上，提起裙子就跑，把一个正在吃饭的老女人撞得一头栽在了她的牛肉炖菜里。餐厅经理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戴着一串丑陋的珊瑚项链，嘴上涂着厚厚的唇彩。她在我后面大声地吼叫起来：“站住！喂！”

    在那个老女人的咆哮声中，餐厅经理在门口抓住了我，她嫌弃地看了看我乱糟糟的头发，愤怒地说：“我现在就要报警！你这种野孩子就该被关起来！”

    “你说的没错。”一个彬彬有礼，低沉好听的声音在我们身边响起，我们都抬起头，汤姆站在一边，一脸真诚地说，指了指我，“她以前也偷过我的钱包。”

    汤姆那张英俊的脸随时可以骗倒所有人。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睛闪着装出来的诚实的光芒看着餐厅经理，餐厅经理立刻就笑了。

    汤姆拉过我的手臂，瞪着我：“我上次就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了！”他边说边看着餐厅经理的手松开了我的胳膊，冲我大叫一声：“快跑！”

    不需要他再说第二遍，我们两夺门而出，在漆黑的马路上穿过散步的人群和出租汽车，然后在路边跳上了一辆双层巴士。车子开起来之后，我们两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看了他一眼，突然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他拉着我坐下，什么也没说就很自然地把我拢在怀里。我们看着车窗外斯特兰德街上的一排橘黄色的灯光，教堂里晚弥撒的钟声和电车的声音在当当地响着，呼吸慢慢平静下来。我犹豫了一下，顺从地靠在了他的胸口。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汤姆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黑外套，我的脸颊紧靠在他胸口微凉的布料上，鼻尖围绕着他身上淡淡的墨水和木头的气息。我们都不说话，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夜晚的伦敦城的景色在窗外往后移动。那一刻，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黑暗、争斗、谎言、虚伪都离我们十万八千里，这辆巴士似乎也会一直这样在温柔的夜色中前行，到达一个未知的美好地方，永远也不回头。

    直到现在，每次在繁忙的或是空荡荡地街头看到麻瓜的双层巴士，我都会怔怔地停下脚步，微微发愣。

    躺在圣芒戈的病床上，回忆起这一切，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陷入了黑暗的虚空，在没有尽头的深渊里漂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坠落下去。

    回到霍格沃茨

    1943年圣诞假期结束后，我从圣芒戈回到了霍格沃茨，开始了五年级的下半学期。除了邓布利多教授，没有人知道我生病晕倒的真正原因。

    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每天都是雨雪交加。格兰芬多队在上一场比赛中打败了斯莱特林，托尼坚持拉文克劳队在这种天气也要训练，以准备一个月后迎战格兰芬多。星期五吃晚饭的时候，托尼穿着湿漉漉的魁地奇球服在我身边坐下，身后跟着五六个满身泥浆，怨声载道的拉文克劳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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