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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喜欢看Jenny在他身边玩各种心眼儿，就像猫戏弄老鼠。一个高学历的漂亮女人在矜持下面玩一些上等社会里的雕虫小技，和自由市场上卖蔬菜的村姑向客人抛个媚眼的性质是一样的。对于他，美国签证和几万美元的学费就像是他用来放风筝的一根线，他就喜欢欣赏线那头的风筝在风中欲摇欲坠。

    她很明白自己身上若是背上个“傍大款”的历史，对自己成名肯定不利，就像是那些拍三级片出名的明星们，拍三级片总像是身上的一块伤疤，就是再出名，它也会跟着你捣乱，时不时出来让你难堪一番。

    新年之夜，我一个人呆在公寓。我的心中突发奇想，如果让你许一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我思考着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让自己在这一年中没有痛苦地死去。

    里买一大堆书来看。

    等他有一天觉得没有精力放风筝的时候，加上又认识了看似单纯可爱的佩佩，这才决定放开手中的线，让风筝自由飞去。风筝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终于按照自己的愿望飞到了自己想去的天堂。英语流利，头脑聪明的Jenny在美国毕业后发展得自然很不错，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回到北京，在北京人的眼中，她完全是一个在美国艰苦创业的成功的年轻女强人的典型。

    “留学。”我怯怯地回答。“留学”这两字每次总像是挂着阴影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在法国的一个客户破了产，把他在蓝色海岸的一栋别墅作为欠货款赔给我。我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那里度假。那么好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租给别人，也不放心。那里风景优美，反正你在北京生活心情沉闷，不如换个环境，去法国休养一下。你不是喜欢学习嘛，那就去那里学学法语。”

    第十一章 游荡沉迷

    二叔对她的绝情离开感到有些丢面子，因为向来都是他甩女人。所以，此后，他再也不愿意和想进娱乐圈的女人打交道。之所以很多女人想跟二叔，除了他有的是钱以外，看中的就是他对女人的这份“责任感”。

    飞机降落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从北京到耶尔没有直达航班，我需要到位于巴黎南边的奥利机场转机。机场巴士带着我穿过巴黎市区，这座美丽的城市即使在冬天也洋溢着浪漫情调。

    我和她们不同，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商店橱窗里摆着的一个塑料人。在这座城市里，我常常像一只野猫一样飘荡。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漫步在附近一所大学的校门口，门卫没有阻拦我，我便漫无目的地走了进去。这是一所名牌大学，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有一场讲座。走到礼堂门口，一个大学生对我说：“你是来听讲座的吗？快进去吧，不然，就没座了。”我将错就错，混进了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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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很感激二叔，以为他真的是关心我。现在看来，还是被他利用。

    二叔身边走过的这些女人，像是上演着一部部“漂亮女人奋斗史”。

    圣诞节过后，就是新年。

    坐在一群充满理想的大学生中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大学生活，那好像是很久以前。这些讲座个个都很精彩，讲课的都是大学里的知名教授和外请的专家。一个个口若悬河，生动有趣。内容涉及面广，有文学、哲学、历史，甚至宗教，不仅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证，又有对国外时局发展的独到见解。我虽然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却常常去听讲座，而且听上了瘾。这些讲座成了我空虚生活中的一道阳光。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准时到场。我盼望星期六的到来。讲座的时间会过得很快，当我感到意犹未尽时，就会跑到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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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到琳达家里接回了叮叮。她家里也养着两条狗，她很高兴我把叮叮寄存在她那里给它们做伴儿。

    “法国？”我很惊讶，“为什么突然要我去法国呢？”

    警察将我这张脸和护照上的彩色相片细细对比之后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去那里干什么？”

    出了机场，我不得不感叹时空转移的奇妙，闭上眼，一架巨大的飞行器把我从冬天提前送到了春天。

    她还想凭着自己的身材和脸蛋在广大观众心目中当几年玉女，于是在认识某知名导演后便毅然离开了二叔。

    直到有一天，二叔突然对我说：“紫馨，我看你最近精神不好，我也没有时间照顾你。不如去法国吧。”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很早就决定等过了三十岁就去荷兰进行安乐死，因为那个种满鲜花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执行安乐死的地方。能够安安乐乐地死去，这应该是很多人一生中乞求而得到的最后一个幸福。

    二叔也觉得我变了，变古怪了。他的观点是学习学习没有坏处，只是学问多的女人会失去情趣。不过他身边又有鸡鸭鱼肉，也就没有过多时间理会我这盘青菜。

    佩佩呢？一心就是想到出名，像中国的那些名模那样，演电影，出唱片。二叔喜欢她，自然会出钱捧她，包装她。佩佩自然也就红了，虽然还没有红得发紫，但也算是小有名气。

    当2001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把希望寄托到这新的一年。

    新年的第三天，我乘出租车来到北京机场。托运完行李，站在海关出口看着警察检查我的护照。护照不是假的，签证当然也没有过期，但在这寂静的几分钟里，我总是莫名地紧张。

    我乘坐中午的一趟班机到达了耶尔。

    想想这半年，离开了北京，在那座清新小城里过得虽然寂寞却也悠闲。再回北京，生活在罪恶和虚假之中，反而有些不适应。我开始想念我耶尔的家，还有我的叮叮。

    星期六的下午，像是蒸汽机的车轮，推动我的生活在光明与黑暗中前进。这种黑与白的反差让我的精神时而明亮，时而灰暗。时间久了，在周围人的眼里，我变得很奇怪，像个精神病人。

    有好几次，都有男生过来，热情地问我是哪个系的。“林翠萍，中文系。”我轻快地回答。阿媚觉得我有病，对于她来说，学学语文、算术就行了，那些什么哲学和历史的讲座有什么好听的，浪费时间。谈到文学的时候，她把巴金叫成白金，还说这个人的名字太俗，又不是项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