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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您的心,”女孩说,“您帮助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神话,可能当初你们分手时,还有一番痛苦的挣扎,不得不各奔东西的绝望!”女孩握住她只剩指节粗大的手。年轻女人令人心醉的柔软,顺着她残破不堪的脉络,往她冰凉的骨头袭来,她还怕自己的血脉依然热起来么?女孩善解人意地说:“你为余虹这名字受了那么多苦,历史已经把余虹推入黑洞,您不想再把她拉出来,我能理解您的心。这样安排也好,余虹,一个永恒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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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主编伍复辉研究员按:长期以来关于余虹生平传说颇多,均无佐证。此文是迄今为止惟一确实材料,足堪珍视。公安部门应文学界所请,有选择地公布四十年以上档案材料,这也是第一次,令人振奋。《史料》编者无法看到作协机关档案,那里秘密更多。彭飞这份简短之极的交待材料实为陈雯人被捕并蒙受冤狱三十年之久的直接原因。陈于一九五三年因彭飞交代之牵连,被捕入狱,三年后,因无法定罪获释。未几,一九五七年,因为对肃反不满定为极右分子,再度入狱,押送青海劳改,一九六五年释放。文化大革命中因余虹汉奸嫌案再度收审,一九八二年再次因无法定罪而释放。
五
首都大学比较文学所所长乐代韵教授《女性主义在中国》一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不多。大部分女作家写的仍是传统的闺阁文学,张爱玲为其成就最高者。丁玲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前驱,可惜过早转入无性别的革命文学。余虹早期的作品,如短篇集《残缺》(一九四二)、中篇《两道门间的风》(一九四三)强调现代女性的自由精神,以致长期被认为是黄色小说。乐代韵教授在另一文中认为黄色与否,取决于作者态度。如果性描写只是演示男性单方面的性幻想,视女人身体为工具,即黄色淫秽小说。中国小说从《金瓶梅》直至今日流行的“《金》味小说”,均属此类男子意淫式低级趣味。。乐教授指出,只有心灵最开阔的女作家才能达到此境界,为女性精神找到一块福地。近年余虹生平资料络绎发现,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
笑容又回到女孩的脸上。
并非往事过于沉重,她本是只有过去没有现在的人,此刻更加感到面前是条没有出路的死弄堂。人类编造的历史就是这样:从第一步开始,每一步误解都以前一步误解作依据,于是整部历史似乎事事有据。
男人不过是点缀,女人是肉中之骨。你说不走了,眼光沾有雨天的潮湿……已不可能了,什么都不可能了。这坚定不移的决心来自她内心,因此她必须坚持到底。如果脱掉这几乎终年一个颜色的青蓝衣衫,换一件稍稍鲜艳的衣服,涂一点润肤膏,或者在毫无血色松弛的唇上添两笔淡淡的口红,或许她还能自认为是那部历史的延续者?
“一九四六年秋市委决议劝说大后方回来的作家停止指责沦陷区作家,消除隔阂,以利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此应让沦陷期文坛新人如张爱玲、苏青、余虹等参加进步杂志,如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柯灵的《万象》等。为此,我让郑振铎去联络这些作家。郑基本上做好了这一工作。只是有一次他来见我,说他很纳罕,搞不清余虹的情况,望地下党帮助查清。他去余虹作品出版者紫星书局,找到编辑主任陈雯人。陈年轻美貌,言词锋利。她说余虹只是个投稿者,从未谋面。郑问陈余虹地址,陈取出《紫星》账本,翻出寄稿费地址,一直是一邮局信箱。郑振铎反映说余虹风格奇异,题材颓废,作品情节隐隐约约似与政治有瓜葛,有人指为汉奸特务作品,但小说不足为凭。我将郑说的情况报告地下市委杨用同志转保卫局,请求调查。此事结果如何,杨用同志从未向我提起。《紫星》杂志政治上中间偏右,标榜纯文学。记忆中陈雯人解放后出版局留用。”
“我没有保护任何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她声音苍老,此时却很清晰,“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别再绕圈子。”
女孩一时不知如何说下去是好,随手拿起绸面笔记本翻着,一张剪报夹在笔记本里,当年“评茶会”的合影,当然是她,站在中间风姿卓绝,美丽超群。女孩递过剪报让她看。她却把灯拉过来照着自己。女孩的眼神里出现了她常见到的惊骇:她的眼窝深凹,二道刀伤带着嗖嗖凉气侧过脖子,一清二楚,然后她举起双手:粗糙,变形,左手几乎致残,不仅手指伸不直,而且在不断地发抖。
5
的确和女孩想象的有某种类似,那最渺茫的时刻,被定格在记忆之中,从来没有淡去。但与女孩乃至人们的猜测大有出入,不仅我们没说共生同死,甚至连告别的话也没说一声,你便匆匆拂袖而去。一九四五年叫人透不过气的夏天,原子弹蘑菇云的影子投到上海。你审时度势,迅速嫁了人。然后那个夏天完完全全堕入了乌黑的雨水之中。你知道没有一种香气可以持续。可不,她闻到几十人同居一室的汗味,混合着开口尿桶的臊臭。劳改农场改脑改心,但改不了头顶的天空。在那个清晨突然醒来的一刻,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仍然记得那人手上钻石戒指的闪光?怎么说,你想翻开这一页?啊,这一生最残酷的玩笑!雨声塞满了她的身体,夸张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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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撬开了她的嘴!女孩异常高兴,于是滔滔不绝起来,说外婆一直感激她的长年保护,先是汉奸罪名,后是特务嫌疑,这些罪名谁受得了!虽然受尽了罪,外婆在文革中也不好过,弄堂里的造反派不知从哪儿搞来了材料,说外婆曾为日伪投降而痛哭三天三夜,又是破鞋交际花、资本家老婆、暗藏的反革命,每天在里弄里挨斗。
她惊恐地转开脸。女孩带来的甚至不是昔日美好的投影,而是一种利器,粗鲁地捣碎那层薄薄的外壳,朝无法宣诸言词的根袭去。
《文学史料》今年四期刊出《余虹生平新证据》一文:上海公安局档案处应中国作协研究部所请,从彭飞的交待中找出以下材料供本刊发表。彭飞同志解放初在华东局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五三年受潘杨案牵连入狱,一九六五年死于狱中。抗战胜利时,彭飞在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工作。彭飞坦白书此页题为《关于余虹》。
女孩又坐到床边聊了起来,说用电脑写论文,既方便又快。然后谈到她的外婆生前一些小事,听起来不奔主题,指向却很分明。
女孩打了个冷颤:“我想您不至于说不认识我外婆吧?”
她知道到了无法再不说话的时候了,便张开眼睛,清清嗓子,尽可能清晰地说:“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那不是我,明白了吗?